端州女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来源:青年人(Qnr.Cn) 作者:Qnr.Cn 2010-12-10 【青年人:中国教育考试第一门户】 资料下载 教材购买
连日来,为了找寻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各个时期女警们成长、奋斗、生活的踪迹,我埋首于故纸堆中苦苦寻觅,走访了六十年代中期已担任局领导的退休老干部崔绍宁同志,与七十年代的女警侃侃而谈,回忆八、九十年代女警们火热的生活,也与新近入警的女巡

  连日来,为了找寻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各个时期女警们成长、奋斗、生活的踪迹,我埋首于故纸堆中苦苦寻觅,走访了六十年代中期已担任局领导的退休老干部崔绍宁同志,与七十年代的女警侃侃而谈,回忆八、九十年代女警们火热的生活,也与新近入警的女巡警有过一席谈。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端州女警队伍从解放初期的寥寥几人到今天的满100人,工作岗位从内勤、户籍警、打字员、机要员到今天的全方位参与警务工作,并在工作中充分展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慨。这个群体,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折射出时代的风貌。我仅从浩瀚的端州公安史海中取其一粟,希冀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端州女警发展之一斑。

  建国初期的女所长,您在哪里?

  翻开厚厚的《肇庆市公安工作大事记》(1997年12月编写),我如进入了时光隧道,从1949年10月解放军入肇庆城,接收旧警察局,11月 12日肇庆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局正式成立开始,我的思绪随着岁月的更迭、时代的变迁而跌宕,循着公安机关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这条主线,我寻找着女警们战斗的身影。

  史料记载,1950年的肇庆中北区派出所所长陈淑华、1951年的肇庆城中区派出所所长罗静仪均为女警。那时,新生政权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镇压反革命,深挖反动党团组织,打击特务、土匪的破坏活动,建立健全各项治安管理制度,巩固新生政权成为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作为派出所所长,带领民警起早贪黑、走街串户,开展户口登记、编订城镇门牌工作,开展对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的调查,摸清底数,开展禁烟禁毒运动,协助地方开展民主建制工作等等。在那敌、社情复杂,工作条件异常艰苦的年月里,可想而知,作为女同志,作为公安机关最基层的一名指挥员,该有多少激荡人心的故事。可惜,这一切连同她们的飒爽英姿一道淹没在漫漫的岁月长河中,难觅踪影。掩卷沉思之余,我从心底里对这些可敬的长辈发出呼唤:为新生的共和国奉献了青春年华的老大姐们,你们在哪里?

  听党的话,服从党和革命的需要----六十年代女警的时代特征

  1965年11月调任肇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崔绍宁同志对我感叹道:那时的女警很朴实,很听话,工作很泼辣、很认真。虽然社会治安较好,刑事案件不多,但十分忙碌,实行军事化管理,女警与男警们一样集中食宿,从周日到周四除白天上班外,每晚还要回单位集中学习,周五晚过党、团组织生活,只有周六晚上和周日白天才休息,休息日才可在家中开小灶,一周下来,只可在家中住一晚(周六晚)。记得当时全市人口不到10万,全局民警123人,只有9名女民警,差不多都是20出头的年轻姑娘,风华正茂,身穿上白下蓝的警服,头顶国徽,威风凛凛。她们大多是在派出所担任内勤和户籍警,深入居民中与群众打成一片,很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全局干警无一例外积极投身运动。此外,作为派出所的户籍警,按中央的要求对成年人口要“四知”,为了这一工作目标,户籍民警们深入专管区对住户情况进行摸查,将治安问题排队,逐家逐户串门访问,还要对专管区内的无业闲散人员进行调查,配合政府做好教育,安置城市无业闲散人员工作,落实城市战备任务,收容自流人口,教育“五类分子”子女,节前节后开展“四防”检查,减少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女户籍警们深感责任的重大,她们不辱使命,与男同志并肩战斗,不分白天黑夜,出没在大街小巷中,成为专管区的“活地图”。与此同时,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女警们,发扬公安人员守纪爱民的优良传统,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女警李桂珍同志,曾用短短的几天时间,为一名广州市的邱大娘寻回失散 20多年的亲女儿。邱大娘于抗战期间(广州沦陷)全家逃难到肇庆,因生活所迫,将亲生女儿卖于肇庆“八田池”一户人家当养女,由于时隔久远,街巷几度易名,寻访几经曲折;女警冯秀兰连夜雇请三轮车护送李老太到医院救治,并通宵守候在床前,直到第二天晚上李老太的儿子赶到才离开,李老太逢人便说“这个女民警比我儿子还亲”。她还常到居民家中,虚寒问暧、扶老携幼,帮助孤寡老人煮饭褒药,深得居民们的喜爱,群众乐于向她们反映治安情况。

  且看看我们一位七十年代女警的“一惊一喜”故事

  与才思敏捷、乐观豁达、健谈风趣,有着大姐般宽厚笑容的田梅同志谈古论今,我常常会有亲历其景的感受。

  那是1972年的冬天,她还是个20出头的黄毛丫头,参加公安工作不到两个月。一天深夜,她与一名男警察开着三轮摩托车赶赴高要县乐城镇取证。车到一高坡底时,男警问她:“有带手枪吗?”“有”“听着,你取出手枪,上好膛,掉转头坐着,不要出声!”她依计而行,乖乖掉转身子背向前,坐在车斗里,紧握手枪,睁大双眼,警惕地四处张望。只见三轮摩托车吃力地爬着坡,周围山高林密,山路陕窄险峻,九曲十八弯,两旁的山峰象张牙舞爪的狮子向他们直挤,天黑压压铅盖似的罩下来,寒风呼呼刮着,四周死一般沉寂,只听见摩托车“突突突”的喘息声,一丝恐惧掠过心底,她一动不动坐着。也不知过了多久,三轮摩托爬完坡了,男警松了口气才告诉她,刚才这个斜坡就是远近闻名的“佛仔岭”,解放初期土匪常出没拦路打劫的地方,最近有几宗抢劫案至今未破。听罢,她只觉得自己握枪的手直打哆嗦。

  1976年9月那段灰暗的日子,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为刚刚失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感到万分悲痛的时候,城区内偏僻路段接连发生了几宗强奸、诱奸、流氓案件。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那还了得! 上级公安机关下了指令:限期破案! 据受害的女青年描述:案犯是一名身穿白衬衣,一表斯文,年近三十的男青年。作案手段通常是黄昏时分,骑着单车游荡,见到样子象农村姑娘的女仔就“阿芳、阿珍、阿兰”地叫,恰遇有人呼应,他旋即上前套近乎,冒充司机花言巧语,诱骗女青年半推半就搭车尾,然后带到梅庵路、大坟里、红旗大队基围等僻静处奸污或猥亵。万民哀痛的时刻,竞有如此兽行,为千夫所指,市民一片哗然,随即案件与政治挂上了勾。干警们磨拳擦掌,女民警更是义愤填膺,发誓:不破此案誓不收兵! 那时通讯、交通工具都还十分落后,全局只有一台手摇电话机、一部电台、一辆“北吉”、两台三轮摩托车,民警上岗执勤多是骑单车或徒步,破案手法也十分陈旧,要迅速侦破此案,依然是“三板斧”:人海战术、疲劳战术、车轮战术。于是全局百多号人包括14名女警,连居委会的治安积极分子,晚上伏击抓现行。一时间近郊路段到处是便衣警察,但一连几晚,一无所获。

  离发案10天左右的一个晚上7点钟许,她与另一名女警照例便衣上岗,她们的岗位是大钟楼一带,任务是扮“阿芳、阿兰”,专等鱼儿上勾。当她们走到草场路口的时候,见到同事余沛林带到一名拖着单车的男青年和一名农村女青年回北区派出所,她们心中一惑:难道……?但任务在身,不宜细问。待她们拖着疲惫的身子空手而回,刚踏进派出所大门时,便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案犯落网了! 正当他用单车搭着“猎物”得意忘形途经城中路往西而行时,被警惕的余沛林同志盯上了,以违反交通规则用单车搭人为由,连人带车带回派出所审查,从而人赃并获。终于,在毛主席追悼大会前破获全案。闻此消息,怎不令身为民警的她悲喜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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